今天，我们如何养老？

　　中国人常说：“养儿防老。”在农业社会，人们的经济活动与伦理活动，都在家庭之中完成，耕地纺织与养老育幼，几乎可以同时进行。但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单位、企业、社会已替代家庭，成为现代社会养老服务的重要渠道。因此，农业社会价值观念中，子女身上承担的孝亲养老功能，就势必要被社会化养老所分担。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如何在国家与市场的协作下，把子女身上的部分养老功能，以合理的方式和价格，交给专业人士承担。而在信息爆炸时代，养老问题众说纷纭。但万变不离其宗，理解中国的养老问题有两个基本框架：养老服务与养老保障。养老保障讲的是我们养老的钱从哪里来，而养老服务讲的是，当我们老了，除了依靠子女之外，我们还有什么选择。那么现在中国社会能够提供何种程度的养老服务？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判断老龄化社会的国际通行标准有两个：

　　第一、1956年联合国认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化；

　　第二、1982维也纳老龄问题大会认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两个标准同时满足，意味着自1999年底起，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迄今已近20年。中国的老龄化状况究竟如何？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长刘维林概括出三个基本特点：

　　首先，中国是老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据全国老龄办最新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2.41亿人，占总人口的17.3%。

　　其次，中国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到老龄化社会，法国用了115年，美国用了60年，日本也用了30多年，而中国只用了18年。目前中国每年老年人口的增长率在3.5%左右。

　　第三，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最严峻。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而这个数据在1999年底的中国仅为850美元。这正是中国人“未富先老”说法的由来。

　　越是“冷酷”就越是清醒，冷静地指出问题并非是为了引起恐慌，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这也正是刘维林对中国解决好老龄化问题信心的来源。在他看来，老龄化一方面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当中都会遇到的必然性问题；另一方面，老年人口中蕴藏着的巨大人才优势、老龄产业中蕴藏着的巨大市场潜力，如果充分挖掘，严峻“挑战”就完全可以转变为中国的又一个机遇。而中国对老龄产业的顶层设计，也在印证着刘维林关于老龄产业是机遇的看法。过去5年，仅国家部委就出台涉老政策文件100多个。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