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漫：对疾病和健康的重新认识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王红漫：对疾病和健康的重新认识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摘自北京大学王红漫2020春季学期《全球健康卫生治理》第一课讲义

在历史上，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不下数千年之久，人类一方面“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另一方面却又“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20世纪40年代，由于抗生素和磺胺类药物的发现，以及杀虫剂的使用，使既往长期肆虐人类的某些重大传染病、寄生虫病相继被控制（同时也带来了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甚至是被消灭（如天花），20世纪40-50年代传染病发病由50%~60%下降至10%以下，人类传染病的死因顺位也由早先的一、二位降至第八、九位，甚至第十位以后。从世界卫生发展和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的历程中不难发现，老的疾病（如癌症、糖尿病等）久攻难克，新疾病（有些是被新发现的传染病，如艾疯牛病、艾滋病、SARS、埃博拉等）不断出现，过去人们只知道有“狂犬病”，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疯牛病震荡整个欧美经济”、埃博拉出血热上个世纪70年代仅游弋在非洲的个别国家，2014年在非洲西部地区蔓延，是近40年来规模最大、最复杂、最严峻的一次，且在美国、西班牙等国也出现确诊病人，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一些早已被认为是控制和解决了的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结核、麻疹、血吸虫病等）又死灰复燃或改头换面悄悄复发，以致近些年连续出现多种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爆发和流行；归根结底，传染病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大行其道；精神疾患潜在威胁。人类面对“三重疾病负担”（以往的流行病学书籍仅提双重疾病负担，不够全面）。

探究人类对健康影响因素关注的变化与发展，不难看出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行进的，从解决微生物、寄生虫致病，到社会因素致病，直至“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健康”。人类的健康视野正在逐步放宽、放远。人类不仅关注传染性、慢性非传染性躯体疾病、精神疾病；而且也在积极应对不文明生活方式所引起的“现代文明病”；更为可喜的是人类已从向大自然索取、征服，到对大自然警畏的端倪。

为了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疾病，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948年成立。梳理WHO历经的公共卫生问题，可以发现其发展和工作态势：首先出台了（WHO）《组织法》(1947)明确“世界卫生，全球战略”；次年确定了国际疾病分类（1948年），接着对传染性疾病如结核、雅司病、疟疾、天花、脊髓灰质炎、霍乱、鼠疫、黄热病、丝虫病、埃博拉出血热、麻疹、艾滋病、SARS进行全球控制，其中，抗结核和疟疾，从上世纪50年代，卡介苗的使用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疟疾根除计划，至2002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提出创建抗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已大量增加资源来“抵抗世界上两种最具破坏性的疾病”。从1997年开始，WHO工作重点转移到了越来越多的慢性病如糖尿病、癌症；2002年后，暴力与健康、控烟、饮食、身体健康与全球健康、道路安全零事故、卫生社会决定因素、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健康成为主旋律。